往事
能记起的最年长的长辈是缠小脚的奶奶,记忆最深的是那两只黑色的小尖鞋,它们总是呈外八字,颠颠地跟在我和堂弟后面跑.
我是在四岁上被父亲送到大爷家由奶奶看管的,父亲送我去的那天顺便把七岁大的哥哥带了回去.大爷家里有三个贤淑的堂姐和一个小我一岁的堂弟.尽管她们常叫我'小气包','翻小肠',我在那里却玩得很开心,唯一受不了的是那里的伙食,比我家和托儿所里的差很多.我在大爷家里一共住了五年,最痛苦的是吃饭的时间,一顿顿,一天天,一年年摆在我面前的永远是黄橙橙的玉米面做成的各种饭食,不是没有白的,白的都摆在大爷与堂弟面前.我为这事哭了好多次,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女人,女人只能吃这些,于是我在四岁的时候就迷迷糊糊知道自己是女人了.
女人不只是要吃玉米面还要做繁重的工作,我初到那里的时候大堂姐与二堂姐已上小学,放学回来大姐要帮忙做饭,包括人,猪,鸡吃的饭,二姐做不来细活儿就担水,大我两岁的三堂姐已经要做些针线活儿了,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三个同我一样吃玉米面的堂姐似乎很喜欢她们的工作.
一家里最辛苦的人是大娘,老人与孩子能做的多是打杂或做下手,事无巨细,担起全家担子的是大娘一个人.尽管只吃玉米面,大娘长得很健壮,被太阳晒黑的脸也总散着红.我很少能同大娘说上话,她做工的废品收购站离家很远,我早晨起来她已去做工;下工回来她多半要围着锅台转,而锅台又不是我愿意接近的地方;等到我进了被窝,她又收拾镰刀,麻袋准备去扒树皮.大爷家附近有个木材加工厂,左近的居民常去扒树皮以省些柴火钱,这些人有时也会顺手牵羊地拿一两块小木头.在我的印象中大爷家从来没买过柴火,家里煮水烧饭用的都是大娘扒的树皮.大爷家门口有个树皮垛,永远高高地叠着,而且我敢保证里面只是树皮,没有一点儿木板,木条之类的东西.
男人当然也要做事,大爷的家务是偶尔地擦擦放在唯一的一个小柜子上的一口老钟,老钟是红木头做的,两边站着黄铜的小人,我很想玩那小人,可那是谁都不可以动的,连小堂弟都知道.
由于奶奶对女孩子太严厉,大娘又有没完没了的家务要做,我就希望自己象别的小朋友一样有个爷爷陪我玩.我感觉每个人都是应该有爷爷的,只是我不知自己的爷爷在哪里,问了所有可以问的人,最终不得要领.最后是我自己想明白的,我告诉堂弟说人老了就会长出胡子来,变成爷爷,奶奶再老一点就会变成爷爷.对我这费尽脑筋才想出的答案,堂弟的回答是不对,他说女的就是女的,永远变不成男的.
对爷爷有个概念是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认了一些字也会写一些,我们常要填一些表格,要写姓名,出生年月日,祖籍和家庭成分等,我在祖籍一栏里写山东,在成分一栏里写地主兼资本家,于是山东的地主兼资本家就成了我对爷爷的概念.
真正知道一些关于爷爷的事情是在爸爸在五十九岁得肺癌并与次年去世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当时大爷六十七岁,他经常到医院来看父亲,进门的第一件事是坐下来连咳带喘地休息十分钟,然后问问病情,接着就自管自地说起老家的事.据大爷说祖上一直都是做官和从商的,有家谱记载的可上溯十二代,官做到最大的是四品.大爷最爱说爷爷了,说他是个非常受尊敬的乡绅,文采飞扬又写得一手好字,连县太爷的老太爷过世还请他点朱(我不知道是哪个朱,也不知道点朱是什么意思,但从大爷的眼神中我能觉出那是件很荣耀的事),大爷说话时山东味很浓,说起老家的事情山东口音就更浓了.比大爷小十二岁的小姑对爷爷的印象并不算太好,她说爷吸大烟吸得很利害,全部的家产都被他吸进肺里了,她还记得她同二哥(我的父亲)拿着家里值钱的东西去买的情形.大爷没有这些印象,一来他那时在哈尔滨做生意,二来我觉得他有意忘记.他有意忘记的还有由于爷爷吸大烟和政治因素致使一家人无法在山东讨生活,只好投奔到哈尔滨的过程,这段过程似乎也是父亲与小姑所共同回避的.
大爷同小姑回忆过去的时候父亲总是讪讪地听,从不搭话,我想知道为什么却也知道不好去问.按户口本上的记载,父亲是1934年生人,高小毕业.隐约记得父亲说过他们一家到哈尔滨后他开始在工厂做工,因为积极参加职工活动又写一手好字很快被调到市总工会体育部做干事,没过几年又入了党且升作科长.
一直以来我对父亲非常推崇,推崇他的火热与诚实,但哥哥对父亲的看法似乎有些暧昧,我开始以为那是因为他在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大爷家由奶奶看管的缘故,但在父亲过世后他同我提起父亲背叛家庭的事,他说的时候装作很不经意的样子,但我能听出他的不满,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能感到他的不满,这使我为父亲落泪.
到六十岁为止,父亲的工龄是四十三年,党龄是三十九年,科长龄是三十七年.我想工龄和党龄应属平常,三十七年的科长龄或许就少见了一点.文革过后父亲到是有一次升职的机会,很多人也都以为他会升,父亲当然也认为定升无疑,文革前有家庭成分的拖累他还能升科长,现在一切看工作表现他更信心十足,可提干的名单发布下来,上面没有他的名字.那天父亲很早就回家了,那可能是他第一次到下班时间就回家.那天我觉得他眼睛湿湿的,就象做了好事却受到老师批评的孩子一样.接下来的几天很多人在下班后到家里来看父亲,一些是来安慰他的,一些是为他打抱不平.我想父亲终是有他的好处吧,他一向不善交际,我们家也一向门庭冷清,没想到父亲当不成官反到使我家门庭若市起来.父亲的消沉大约持续两个星期左右,因此我吃了两个星期的热乎饭菜,两个星期后父亲不知援引了哪条党章,又开始早去晚归地做起工作来.
在父亲看来他的荣誉表现在年年都能拿到家里一两张先进个人的奖状,他的最高荣誉是在住院的时候拿的,是全国职工体育先进工作者,中国体委发的,算是个安慰奖.在我看来父亲的最大荣誉是在葬礼上人们给的评价,是很俗的一句话,叫好人不长寿.
屈指算来父亲的骨灰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骨灰匣里躺了快七年了,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泪水涟涟.
接下来想写的是我自己,提起笔来又只好放下.在很多人眼里,三十五岁的女人应该够老成了,可对我来说,年轻时放不下的东西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轻或可以放下来.对放不下的东西还是收在心里的好,开始有点重,习惯了就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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